2. 限電是為了提升價格加成率或定價權？

結論：理論上可以，是否主觀意志有待考察。

實證研究顯示，中國出口企業長期存在“低加成率陷阱”問題，這決定了中國產業升級的必然性，當前的輿論，是長期規律趨勢在短期環境下的特殊激烈表現。近30年，關于企業加成率的問題，成了經濟學領域的研究熱門。理論上，Marc J. Melitz & Gianmarco I. P. Ottaviano.(2008)最早提出了的M-O模型，以及后續人們對發達國家的諸多實證研究都證明，由于出口企業通常具有較高的生產率水平， 導致出口企業加成率一般高于本土市場企業（非出口企業）。而盛丹等 (2012) 、李卓等（2015）、祝樹金等（2015）、 錢學鋒等（2015）、黃先海等（2016a)，基于2015年之前的工業企業和出口企業數據，都提出和驗證了中國出口企業存在“低加成率陷阱”問題，即出口企業的成本加成率反而低于本土企業的成本加成率。人們從諸如“出口鼓勵政策、兩端在外減弱市場可控力、白熱化競爭、技術投入不足、市場分割、人力資本投入不足”等不同視角給予解釋。但直到2020年，才有諸竹君和黃先海的研究指出中國出口企業已經跨越了“低加成率陷阱”，這一結論可能還需后續時間的檢驗。截至目前，中國出口企業低加成率依然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以當前的產業結構看，中國出口企業的“廉價”商品比例依然很高。

以上為中國改善商品價格加成率提供了理論和部分歷史事實上的依據。接著，我們看看各種價格在貿易福利上的實質性表現。

3. 制約加成率的成本因素存在嗎？

結論：顯著存在。

首先，長期看，當前能源結構決定了中國的碳中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面臨調整壓力，調整的陣痛是必然。短期價格層面，從國際能源價格上看，原油最高價格漲幅約為98%，天然氣價格漲幅約為240%，燃煤最高價格漲幅高達約500% ，鐵礦石價格漲幅達約200%，這為當前短期能源成本，以及下游制造業、航運業的成本沖擊提供了可見的成本解釋基礎。

其次，從加成率視角上看，過去的一年里，中國工業原材料、能源等大宗商品利潤率出現了顯著的異常增長現象，其中以能源行業24.17倍（2417%）最為顯著，其次是下游電子電氣裝備制造業的增長均值約26%，汽車紡織品僅為個位數，而能源供應、副食品行業則減少，能源供應業下降15.3%。這代表著加成率在工業上下游呈現了前高后低的鮮明現象，這預示著能源和工業原材料對下游制造業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其傳導作用可能還將持續。特別對于出口企業，假設出口企業均以DAT（Delivered at Terminal）終點貨站交貨條件為主，其受到的成本沖擊力度除了上游，還有下游航運成本，因此，邏輯上出口企業的利潤率受到了嚴重的擠壓。而順勢調整產能則能促進成一部分淘汰產能的擠出，一部分產品自然加成則能順利傳導到終端消費環節，實現成本壓力釋放，以及加成率的提升。（注：目前出口企業低利潤都是零星樣本，尚未進行大樣本的出口企業利潤率的數據檢驗）。

再次，對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原因，以中國為樣本，中國的出口規模已經與2015年基本持平，可驗證經濟復蘇的需求增長是基本動力，但這樣的微弱增長不足以證明需求可以帶動大宗商品的上漲。而諸多理論和實證研究已經證實，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應，會顯著地反映在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上。而疫情期間，為了經濟復蘇，世界多數國家（尤其美國）都實施了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調利率、QE、債務發行等形成的貨幣洪流傳導，是本輪大宗商品連續上漲的主要原因。

此外，對于“美國需要中國”的話題，本文第7節的詳細分析顯示，美國確實面臨嚴重的通脹和債務壓力，從商品供給化解通脹壓力來說，這個邏輯成立，也符合現實。從持有國債維持美元穩定角度來看，美元目前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依然穩固（占比60.46%），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占美國國債境外部分和整體的比例分別為14.4%和3.8%的現實，且已近年常態，中國持有美債對助力美國經濟的實際作用，有待討論。

最后，國際投機資本的作用，碳中和的政策導向已成共識，機制理論上已經成立，但是否有實踐證明，本文不表，讀者可以自行觀察涉能源投資類金融行業、金融衍生品的收益率，即可做出判斷。

結語：概要而言，限電，碳中和是背景，大宗和能源材料是本，世界寬松貨幣政策是根，金融投機可能是催化劑。由此，我們應該對資源較稀缺型后發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難度有了一定的感知；對現有世界經濟產業鏈、金融結構背景下，中低端制造國家面對的現實挑戰有了更清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