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實驗室中的漢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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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表可知，中文直讀每次眼停時間(duration of fixation)較橫讀略長，但每次停頓所讀字數較多，兩者合計，直讀比橫讀快。

沈有乾的實驗結論并不支持他在橫直讀問題上的主張。他從人眼的生理構造及眼球運動所用肌肉推測橫讀比直讀便利，實驗后始知事實與預設正相反。實驗過程中有許多干擾因素，如選取橫直兩種閱讀材料，每行長短不同，排字疏密亦異，難度深淺不一，這些客觀因素都會影響實驗結果的準確性。更麻煩的是無法排除被試者原有的閱讀習慣與訓練。參與實驗者均為中國留美學生，自幼養成中文直讀習慣，測試時自然直讀的速率較高。然而，能否單用“習慣”(habit)解釋橫讀與直讀的差異?沈有乾認為習慣固然是中文直讀快于橫讀的理由，但非成都網站改版公司理由，需觀察誦讀時之眼球運動，成都小程序開發，搜集不同生理、心理、印刷條件下的影響因子加以分析，為漢字改革尋得科學依據，方能擺脫慣習的統治。45

沈有乾認為直讀比橫讀快，不足為“無可疑之定論”，他主張中文改為橫行，雖無科學依據，“亦適應時勢所不可緩之舉”。46 當理論預設與實驗結果矛盾時，心理學家尊重事實，推翻成見;當發現科學與主義的縫隙乃至悖反時，沈有乾承認實驗結果的不確定性，既不放棄自己的主義，也沒讓科學遷就主義。沈氏坦言心理學家對于華文行列問題的意見，未必比他人的看法更有價值，除非持較公正的態度。心理學在此問題上的貢獻，一是橫讀與直讀的速率比較，二是橫讀與直讀的生理條件分析。在沈有乾看來，心理學在這兩方面的智識都很不充足，還不能幫大眾決斷橫直讀之優劣。47 在橫直讀之爭中，心理學家不夠強悍的立場，或許是他們的聲音被公眾忽視的原因之一。

漢字心理學實驗中，長期存在的方法論瓶頸是如何盡可能排除被試者的閱讀習慣之干擾，這是中文讀法研究的終極難題。各種實驗方法、閱讀材料的嘗試及 儀器改良，都是為了克服慣習的干擾。在橫讀與直讀的優劣比較上，心理學家采用了三種實驗方法:常態誦讀法、速示法、消字法。“常態誦讀法”是在接近自 然誦讀狀態下進行眼動觀察與速率比較。“速示法”又稱速視法，即利用速示器 (tachistoscope)在短時間內向讀者顯示不同排列方式的材料，比較眼停時認知范圍的差異。“消字法”是讓受試者在閱讀過程中消去無意義的文字、阿拉伯數字或幾何圖形。48

橫直讀之優劣比較，在不能完全排除習慣干擾以前，艾偉認為宜采用速示法。一般而言，速示法所含的習慣成分比常態閱讀要少，無意義材料中的習慣成分比有意義材料要少。因此，橫直讀的心理實驗，應重點速示法及對無意義材料的利用。49 在中文橫直讀實驗中率先使用速示法的是杜佐周。1923年，杜氏就讀于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Iowa)期間，曾研究橫直行排列對于閱讀效率的影響。他用速示器在固定時間內，向讀者展示用橫直行排列的中文材料，研究閱讀時眼停的認知范圍，比較“識別距”(span of recognition)之大小。共有八位被試者，都是中國留美學生。閱讀材料一為有意義的中文，一為無意義的中文，均用橫直兩種格式排列。杜佐周發現，無論用無意義或有意義的材料，每一輪轉所認記的字，直行排列都多于橫行排列。換言之， 中國留學生閱讀中文的識別距，直排大于橫排。杜氏以為直讀比橫讀快，或是因為留學生在國內所受教育，全用直排材料，已養成直讀習慣，并非因為直排根本上優于橫排。50

要找到直排與橫排的根本差異，須采用非中文材料， 成都建站公司 好找沒有直讀習慣者為實驗對象。為盡量排除閱讀習慣的干擾，杜佐周用幾何圖形為材料，并將實驗范圍擴大到美國大學生及兒童。實驗結果與前相反，橫排勝于直排。杜佐周的實驗特點在于使用無意義的非中文材料，即幾何圖形，極力避免或減少習慣的影響。陳漢標對用幾何圖形作實驗材料提出質疑:首先，我們對于一串漢字(不論橫排或直排，有意義或無意義)的誦讀反應，與對幾何圖形的反應是否一樣?眼球跳動有無差別?認識與記憶機制是否相同?其 次，要問讀者對于幾何圖形的閱讀經驗從何而來。對當時的中文讀者而言，幾何圖形在古籍中并不多見，一般人最初接觸幾何圖形是在小學算學課本里，而清末民初的算學課本大半是橫排的。根據多數人的閱讀經驗，幾何圖形和橫行排列的聯念，強于和直行排列的聯念。既然幾何圖形本身受到橫讀習慣的影響，我們看到幾何圖形時的反應與誦讀漢字不太一樣，用幾何圖形為材料判定中文橫直讀之優劣則未必可靠。陳漢標認為中文直讀快于橫讀，幾何圖形橫排優于直排，都是由于習慣和訓練的影響。51

使用無意義的非中文材料，除杜佐周的“速示法”外，還有陳禮江與卡爾 (H. A. Carr)采用的“消字法”(the cancelation of certain characters)。兩人于1925年在芝加哥大學合作，以六十四位中國留美學生為實驗對象，閱讀材料中包含無意義的中文字匯、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數字，看被試者在一定時間內能消去多少 字，消對多少字，遺漏多少字。以無意義的中文字匯為材料，直讀快于橫讀;以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數字為材料，則橫讀快于直讀。52 用“消字法”檢測中文橫直讀之優劣，方法論上的漏洞在于:消字反應只需粗略的字形識別，而誦讀漢字則需對字形、字音、字義作細微精確的辨識。53

排印方式對閱讀效率的影響，不單是橫直排的問題，更微觀的考察還注意到新舊標點的差別。心理學家中將橫直排列與新舊標點同時納入考察范圍的僅有章 益一人。他綜合行列與標點兩方面的要素，生成六種排列式樣:直行無標點、直行舊標點、直行新標點，成都網站維護公司橫行無標點、橫行舊標點、橫行新標點。章益的實驗分成人、兒童兩組，成人組所用材料選自《梁任公學術演講集》，兒童組所用材料選自商務新學制《初小國語教科書》，所有材料全用正楷手抄本。54

略去煩瑣的數據圖表，章益得出的結論多印證常識判斷，他確認排列和標點的樣式會影響閱讀速度，無論橫排還是直排，讀有標點的材料比無標點的要快，新標點略勝于舊標點。大概由于習慣的差異，直行略適于成人，橫行略適于兒童。標點有助于閱讀是意料中事，章益從閱讀心理的角度，引入“停注野”的概念代替“停注點”。“停注野”的范圍， 成都建站公司 好由標點預先確 定，以免讀者臨時試探。55 Raymond Dodge已指出“邊緣視覺”之于閱讀的重要性，讀者在視野邊緣的模糊地帶，瞥見下文即將出現的字詞，已足以使閱讀順利推進。功能細化的標點體系可劃清認知邊界，減少視線的來回試探，從而提高閱讀效率。

橫直讀是漢字心理學的熱門話題，諸多學者投入其間，各顯身手，唯有周先庚一人潑冷水，說不先解決其他漢字問題，就無法終結橫直讀之爭。他認為易視性(legibility)才是漢字心理學的基本問題。56 “易視性”對中文讀法研究而言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周先庚對“易視性”的，明顯受歐美讀法研究新趨勢的影響。57 從“易視性”出發研究漢字排印，衍生出許多子問題:文字的個體差異與全形，字號大小，各種字體，字在行列中的位置，字間距與行間距，每行的長度，夾雜阿拉伯數字與外文之影響，標點及特殊符號，索引與檢字法之比較，手寫體與印刷體等。58 就研究范式與核心概念而言，周先庚的漢字心理學與歐美讀法研究的同步性更強，在國際社會的專業認可度更高59，中文似乎只是他處理的一種特殊材料。但結合他對漢字特殊性的理論闡釋，周先庚的中文讀法研究在“異化”(foreignization)與“歸化”(domestication)之間采取了更復雜的翻譯策略。

周先庚引入“易視性”的概念，意在開拓漢字心理學的領地，他多次提醒橫直讀之爭只是“易視性”問題的一個側面，心理學家不該在此投入過多精力，排印方式對閱讀效率的影響，不單是橫直排的問題，更微觀的考察還注意到新舊標點的差別。心理學家中將橫直排列與新舊標點同時納入考察范圍的僅有章益一人。他綜合行列與標點兩方面的要素，生成六種排列式樣:直行無標點、直行舊標點、直行新標點，成都網站維護公司橫行無標點、橫行舊標點、橫行新標點。章益的實驗分成人、兒童兩組，成人組所用材料選自《梁任公學術演講集》，兒童組所用材料選自商務新學制《初小國語教科書》，所有材料全用正楷手抄本。54

略去煩瑣的數據圖表，章益得出的結論多印證常識判斷，他確認排列和標點的樣式會影響閱讀速度，無論橫排還是直排，讀有標點的材料比無標點的要快，新標點略勝于舊標點。大概由于習慣的差異，直行略適于成人，橫行略適于兒童。標點有助于閱讀是意料中事，章益從閱讀心理的角度，引入“停注野”的概念代替“停注點”。“停注野”的范圍， 成都建站公司 好由標點預先確 定，以免讀者臨時試探。55 Raymond Dodge已指出“邊緣視覺”之于閱讀的重要性，讀者在視野邊緣的模糊地帶，瞥見下文即將出現的字詞，已足以使閱讀順利推進。功能細化的標點體系可劃清認知邊界，減少視線的來回試探，從而提高閱讀效率。

橫直讀是漢字心理學的熱門話題，諸多學者投入其間，各顯身手，唯有周先庚一人潑冷水，說不先解決其他漢字問題，就無法終結橫直讀之爭。他認為易視性(legibility)才是漢字心理學的基本問題。56 “易視性”對中文讀法研究而言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周先庚對“易視性”的，明顯受歐美讀法研究新趨勢的影響。57 從“易視性”出發研究漢字排印，衍生出許多子問題:文字的個體差異與全形，字號大小，各種字體，字在行列中的位置，字間距與行間距，每行的長度，夾雜阿拉伯數字與外文之影響，標點及特殊符號，索引與檢字法之比較，手寫體與印刷體等。58 就研究范式與核心概念而言，周先庚的漢字心理學與歐美讀法研究的同步性更強，在國際社會的專業認可度更高59 ，中文似乎只是他處理的一種特殊材料。但結合他對漢字特殊性的理論闡釋，周先庚的中文讀法研究在“異化”(foreignization)與“歸化”(domestication)之 間采取了更復雜的翻譯策略。

周先庚引入“易視性”的概念，意在開拓漢字心理學的領地，他多次提醒橫直讀之爭只是“易視性”問題的一個側面，心理學家不該在此投入過多精力，而忽略了漢字問題中許多未展開的面向。無論采取何種實驗方法，若受試者為成人，中國人直讀快，外國人橫讀快，不外是慣習的結果。周先庚試圖證明慣習是造成橫直讀差異的主要原因，字體位置(the position of characters)比誦讀方向更重要。60 他致力于改進儀器，修正理論預設，提出比誦讀方向更重要的影響因素，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橫直讀之爭。

三 儀器背后的原理性思考

科學革命往往依賴技術革命。近年來，科學史研究受文化人類學與物質文化史影響，知識實踐與社會環境的關系，看重歷史時空中的知識，而非飄浮在 “真空”中的普世知識;強調知識的復數形態，而非成都網站改版公司的科學真理。61 較之抽象的觀念，科學史家開始對科學革命中活生生的人物更感興趣，以人物為樞紐， 把科學與歷史、觀念與制度、技術與環境、信仰與懷疑編織在一起。62

實驗研究當然是科學史的保留劇目，但科學史家在劇情中加入“看不見的技術員”(invisible technicians)。63 趨向物質文化的科學史研究，知識生產的場所、儀器及輔助工具;64 科學發現的場所，如圖書館、工作坊、解剖室、實驗室等;科學研究的儀器，如日晷、時鐘、星盤、望遠鏡與顯微鏡，更不用說19世紀以來各種復雜的實驗儀器。新文化史取向的科學史，還注意到知識生產與傳播的輔助工具，如粉筆、墨盒、索引、讀書卡片。場所、儀器、工具，構成了科學史的“形而下學”。

心理學是純科學還是“技術學”?威廉馮特的信徒鐵欽納(E. B. Tichener)提出這一問題。65 純粹心理學即馮特學派的實驗心理學，當現代心理學與社會需求相結合，便產生了“應用心理學”。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閔斯特伯格(Hugo Mnsterberg)造出“心理技術學”(Psychotechnology) 一詞，相對于純粹的心理科學。1930年代，在中國鼓吹“應用心理學”的周先庚認為，應用科學當一律叫作“技術學”，因為它們并非僅僅應用一種或多種科學的方法與結果而已，而有自身的理論、問題、方法與結果。66目前中國亟需的不是純粹心理學，而是把心理學“嵌入”社會生活中的“心理技術”。67 周先庚對漢字問題的深入研究，既出于純粹科學的目的，也有對“心理技術學”的濃厚興趣。

1928年，周先庚在斯坦福大學用“速示法”進行漢字誦讀實驗，隨后在國際心理學期刊上相繼發表四篇論文，專門討論漢字誦讀的實驗技術與儀器改造。周先庚使用的實驗設備，是他自主發明的新式速示器。機器的前面像一個舊式留聲機的喇叭筒，里頭有一圓窗，由四門合成十字形，故名為“四門速示器”(Quadrant Tachistoscope)。每個門用一圓筒式電磁啟動，成都小程序開發，手指輕按電匙，相對二門立即張開，手指提起隨即關閉。在圓窗之后，有白色硬紙片從上方一特制盒內自動墜落，紙片上貼有閱讀材料。被試者用電匙控制窗門開閉，貼著材料的紙片靠自身重量自動落入下方盒內。這是周先庚發明的“四門速示器”的基本構造及使用原理。68

周先庚發明“四門速示器”

周先庚使用的誦讀材料是排列整齊的七言詩句，選自商務印書館日用百科全書的書齋對聯，既非名篇名句，也不過于冷僻。他親自到報館排版印刷，把每 句剪貼在約三寸見方的硬紙片當中。每個誦讀方向(橫讀或直讀)有三十二句材料，每種漢字位置(正置、倒置、右臥、左臥)各有八句。

周先庚使用的閱讀材料

被試者十一人都是中國留學生，每人分四次誦讀，每次相隔至少五天。每組中各種漢字位置的句子順序 隨機安排。被試者按電匙打開速示器顯示窗門，出聲誦讀窗中顯示的七言詩句，讀畢立即松手，窗門自動關閉，這種實驗方法被稱為“按指自示朗誦法”。實驗者用停表記錄速示器窗門開閉時間，即被試者完成規定誦讀任務所需時間。69

周先庚與杜佐周的讀法實驗都使用速示器，但工作原理截然不同。杜佐周遵循“時間限制法”，以時間為單位，計算單位時間內被試者的誦讀字數。材料顯示時間通常限定在1/25秒，或1/10秒、1秒不等。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被試者的閱讀狀態多少是不自然的，閱讀過程被機械切割開，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 閱讀習慣的干擾。周先庚雖也使用速示器，但他放棄了時間限制法，而以工作為單位，看被試者用多少時間才能完成規定的記誦任務。周先庚采用的“工作限制法”，介乎常態誦讀法與時間限制法之間，更尊重閱讀能力的個體差異及閱讀過程的完整性。70

周先庚對“速示法”的修正，得益于Herbert Woodrow在注意力測量上的理論思考。Woodrow指出，效率(efficiency)不宜用規定時間內完成的工作量來衡量。如以極短的時間為測量單位，效率低者在這種實驗條件下沒有機會充分展示自己。更合適的測量標準是以工作為單位，計算被試者完成指定工作所 需的時間。71 Raymond Dodge關于注視(visual fixation)的實驗研究也指出，將速示器的顯示時間降至最小值，是一個方法論上的錯誤，因為從顯示窗中得到的視覺認知不同于常態閱讀。合乎實驗需要的速示器，應允許被試者形成一 個完整、統一的清晰印象。在這種意義上，“速示”不應被理解為“最迅速 的刺激”(the most rapid excitation)，而是“最迅速的視野”(the most rapid vision)。72

周先庚將改造后的速示器，命名為“慢示器”(Bradyscope)，意在強調實驗原理的改變:從時間限制法到工作限制法。“慢示器”是周先庚生造 的概念，用以代替與速示器相對的所有“記憶裝置”(memory apparatus)。慢示器與速示器都用于在一定時間內向讀者展示認知材料，二者的主要區別 是顯示時長。周先庚發明的“四門速示器”既是速示器，也是慢示器，他改 變了速示器的顯示時長與控制方式。顯示窗的開閉掌握在被試者手上，顯 示時間的長短根據受試者自身能力而定，控制方式從固定不變的、機械分割 的、無意識的，轉變為靈活多變的、同步的、自覺的(simultaneous voluntary maintenance of exposure)。73

慢示器與速示器的根本區別，不在儀器的構造原理或顯示時間的長短，而在功能不同。慢示器更適用于持續時間較長、相對復雜的綜合認知過程。慢示 器與速示器的功能差別，可用望遠鏡與顯微鏡作類比。就像在天文學上，望遠 鏡為我們揭示了極大、極遠的存在;慢示器在心理學上幫助我們認識緩慢、漸進的整體過程。速示器專用于注意力、認知、理解方面，各種短暫的、有限的 比較研究，就像在生命科學中，顯微鏡探索的領域是關乎極微小、肉眼不可見 的存在。74

科學史家指出，從17世紀初開始，使用望遠鏡和顯微鏡的觀察者宣稱揭示 了人類不借助工具的感覺限度，并暗示更多的細節和奇跡，只有等儀器改進后 才能發現。75 以自然科學自居的現代心理學，尤其是馮特(Wundt)開創的實驗心理學，更注重儀器的發明與改造。中國早期心理實驗所用儀器大都粗糙笨 拙，周先庚勸有志于研究心理學者兼攻機械工程，系統改造實驗儀器，把幾大 心理實驗完全自動機械化，可極大提高實驗結果的準確性。76 周先庚提出“慢示器”的概念，不只改變了速示法的工作原理，更基于對漢字特殊性的原理性思考。

無論速示器還是慢示器，都是以“可測量的時間”(a measurable time) 為理論前提。現代心理學力圖掙脫哲學的統治，以實驗為立身之本，但仍躲不 開哲學家的質疑:時間是可測量的嗎?柏格森(Henri Bergson)認為，“可測量的時間”是空間觀念侵入時間領域的產物。在直接經驗中，時間是川流不息 的綿延過程，由相互滲透的瞬間構成。柏格森所謂的“具體綿延”(concrete duration)，是針對機械、空洞的抽象時間。“綿延”是不可測量的，除非轉 化為空間的表征。在柏格森看來，“可測量的時間”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它 把“陸續出現”(succession)認作“同時發生”(simultaneity)，把“互相滲 透”變為“并排列置”。77

現代心理學與統計學是孿生兄弟，心理實驗離不開數據分析。中國心理學家多兼修統計學。沈有乾自稱對統計學、論理學的興味比心理學更濃;78 艾偉著有 《高級統計學》作為大學教材。79 心理現象本是不可分割的過程，不借助空間表征就難以把它視為可測度的。若用數學上的點來表示心理動作的不可分割性，在 點與點之間有一個空間間隔。不管間隔多小，數學處理的總是間隔的首尾兩端。至于間隔自身，猶如柏格森所謂的“綿延”，必然不出現在方程式之內。80

推論式的理智為了解心理現象，只能把它切割開，并置于均一的介質中。科學的主要目的是預知與測量，我們成都網站改版公司能測量的是空間。用柏格森的說法，科學 要從時間中去除“綿延”，只保留“同時發生”，才能測量它。誦讀作為一種綿進的整體過程。速示器專用于注意力、認知、理解方面，各種短暫的、有限的比較研究，就像在生命科學中，顯微鏡探索的領域是關乎極微小、肉眼不可見的存在。74

科學史家指出，從17世紀初開始，使用望遠鏡和顯微鏡的觀察者宣稱揭示 了人類不借助工具的感覺限度，并暗示更多的細節和奇跡，只有等儀器改進后 才能發現。75 以自然科學自居的現代心理學，尤其是馮特(Wundt)開創的實 驗心理學，更注重儀器的發明與改造。中國早期心理實驗所用儀器大都粗糙笨 拙，周先庚勸有志于研究心理學者兼攻機械工程，系統改造實驗儀器，把幾大心理實驗完全自動機械化，可極大提高實驗結果的準確性。76 周先庚提出“慢示器”的概念，不只改變了速示法的工作原理，更基于對漢字特殊性的原理性思考。

無論速示器還是慢示器，都是以“可測量的時間”(a measurable time) 為理論前提。現代心理學力圖掙脫哲學的統治，以實驗為立身之本，但仍躲不 開哲學家的質疑:時間是可測量的嗎?柏格森(Henri Bergson)認為，“可測 量的時間”是空間觀念侵入時間領域的產物。在直接經驗中，時間是川流不息 的綿延過程，由相互滲透的瞬間構成。柏格森所謂的“具體綿延”(concrete duration)，是針對機械、空洞的抽象時間。“綿延”是不可測量的，除非轉 化為空間的表征。在柏格森看來，“可測量的時間”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它 把“陸續出現”(succession)認作“同時發生”(simultaneity)，把“互相滲 透”變為“并排列置”。77

現代心理學與統計學是孿生兄弟，心理實驗離不開數據分析。中國心理學家多兼修統計學。沈有乾自稱對統計學、論理學的興味比心理學更濃;78 艾偉著有 《高級統計學》作為大學教材。79 心理現象本是不可分割的過程，不借助空間表 征就難以把它視為可測度的。若用數學上的點來表示心理動作的不可分割性，在點與點之間有一個空間間隔。不管間隔多小，數學處理的總是間隔的首尾兩端。至于間隔自身，猶如柏格森所謂的“綿延”，必然不出現在方程式之內。80

推論式的理智為了解心理現象，只能把它切割開，并置于均一的介質中。科 學的主要目的是預知與測量，我們成都網站改版公司能測量的是空間。用柏格森的說法，科學 要從時間中去除“綿延”，只保留“同時發生”，才能測量它。誦讀作為一種綿延的生理—心理經驗，能否用科學方法測量?在測量時又去除省略了什么，這是 周先庚改造儀器后仍面臨的理論難題。

四 漢字的“格式道”

周先庚在漢字誦讀實驗中，試圖證明橫讀與直讀沒有根本區別，直讀快是因為習慣。他提出三個理論假設:(一)一行中各個字的相對位置比誦讀方向 (即橫直讀)更重要。(二)習慣與練習是造成橫直讀差異的主要原因。(三) 誦讀方向之所以影響效率，是因為一行中各個漢字，在誦讀過程中有一定的空間 先后與時間早遲。81 絕大多數讀法研究只橫直讀對閱讀效率的影響，周先庚實驗的新穎之處在于，在誦讀方向外，引入另一變量:字體位置(the position of characters)，從這兩種影響因素的交互作用考察漢字誦讀的心理過程。

基于誦讀方向與字體位置的疊加效應，周先庚提出一個理論假說，成都app軟件開發公司即從時空連續性上把握中文讀法。周先庚的時空順序(temporal-spatial sequence)理論，跳 出橫直讀之爭，在更接近誦讀常態的實驗條件下考察漢字誦讀的特殊性。所謂時空順序，也就是一行中各個字的相對位置，一個字“跟隨著”一個字。“跟隨” (follows)的意義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兩個字寫在紙上，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只是空間上的“跟隨”。當有人誦讀時，毗鄰的文字由空間上的跟隨，轉化 為時間上的跟隨。這種時空連續性是在誦讀過程中產生的。82

周先庚從人眼的生理機制上解釋此種時空順序，當誦讀時，眼球跳動有一定的空間的先后與時間的早遲，從一個字的一邊滑動到另一字的相鄰邊。這種時空 順序對于漢字誦讀極為重要。當直排占統治地位時，漢字誦讀的常態是從一個字的下部，到另一個字的上部，即“bottom-to-top”的順序。一個字正置與否，對 時空順序影響很大。不單往下念正字比較快，就是往上念倒字，往右念左臥字，往左念右臥字，都比別種混合誦讀法要快，因為都合乎習慣的“bottom-to-top” 順序。周先庚認為，就誦讀速率而言，心理學家爭執不下的橫直讀問題最不要緊。最要緊的是字體位置，誦讀方向與字體位置互相影響，在誦讀過程中生成的 時空順序，才是決定誦讀速率的關鍵因素。83

周先庚利用半字實驗(Reading Half-Characters)驗證時空順序理論及字體位置的重要性。他將用作誦讀材料的七言詩句從中劈為兩半，看被試者能否從這些半字認出整字，以及誦讀各種半字所需的時間。實驗發現半字的識別，上半比下半易，左半較右半易。就影響因素而言，誦讀方向對誦讀速率的影響最小，字體位置對速率影響成都做網站。時空順序在半字實驗中對誦讀速率的影響，遠不如其對默寫成績(由半字寫整字)的影響之甚。半字對誦讀速率及默寫兩方面的影響，均大于時空順序的影響。84

周先庚的半字實驗

為排除慣習的干擾，周先庚找美國人做漢字心理實驗，觀察他們如何判斷漢字位置，哪些字的準 確率較高，會出現何種類型的判斷失誤。85 實驗發現即便顛倒位置，漢字還有一點“自然性”可以 使外國人知道什么字是正置，并且這種“自然性”可以誤導他們做出恰恰相反的判斷。完全不懂中文的美國人憑什么判斷漢字的倒順?周先庚統計出準確率較高的漢字，如“禽”“西”“爪”“賽”“十”等。位居榜首的“禽”字，準確率高達 90.7%。美國人容易判斷左右倒順的漢字，周先庚認為都具有對稱性、組織性、平衡性、穩定性。準確率成都定制網站高的“禽”字，正好符合這四種特性。對稱性、 組織性、平衡性、穩定性都針對一個字的“全形”(configurational structure) 而言，周先庚將這些共通性視為漢字的格式道特征(Gestalt-qualit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86

格式塔心理學是周先庚用以闡釋漢字特殊性的重要理論資源。整體不僅是部分的總和，是格式塔心理學的基本立場。正如曲調不存在于個別音符當中，只存 在于整體的配合里。你欣賞一支樂曲，總是旋律的形式而非一連串跳躍的音符， 是統一的整體而不僅是局部感覺的“鑲嵌細工”。經驗以這種整體的方式授之于 人，表現為有意義的結構形式，即格式塔。87 德國心理學家Max Wertheimer曾用 “似動現象”實驗(Phi-phenomenon)揭示格式塔的特性。以看電影為例，銀幕 上呈現的是一連串快速更替的靜片，靜片之間由黑暗間隔。當間隔時間恰到好處時，人腦對成都小程序開發公司位置的反應通過一種“連綿”的過程，被“并吞”于對第二位置 的反應中，88 類似于柏格森描述的“綿延”的時間。

以格式塔心理學為依據，周先庚認為漢字的好處在于它的完整性，各具個性。每個字的構造組織都像一個小小的建筑物，有平衡，有對稱，有和諧。因 此，字與字的辨識有一定的標準，不容易模糊。而西洋文字由多個大同小異的字 母組成，又橫列成一平線，文字的個性、完整性比漢字要少得多。89 在周先庚看 來，漢字的字形演變正是格式塔心理學的成都網站建設例證，每個字的形體在演化過程中 漸趨完整，演變成一個個圓滿、和諧的“格式道”。90 漢字的“格式道”，在完 全不識漢字的外國人眼里尤為顯著。

所謂漢字的“格式道”有兩個層面，不僅指單個字的“完形”(word- Gestalt)，從誦讀的時空順序上，更側重于漢字排列成行的完整性，即整行的格式道(line-Gestalt)。在周先庚看來，每個漢字都是一個組織完善的單位，當排 列成行時，這串漢字又構成一個更大的整體，即一行的格式道。由字體位置與 誦讀方向交互影響產生的時空順序，即是由“字的格式道”躍升為“行的格式 道”。善讀者均以詞或短句為單位，而非黏滯于單字，故周先庚強調的時空連續 性應就“行的格式道”而言。91

“格式塔”好似一盞魔法燈，照亮了心理學上晦暗不明的角落。格式塔心理學派反對不自然的分析，致力于對整個情境式樣的綜合反映，找出結構中的“缺口”，即問題所在。這種自上而下、讓整體統率部分的探索路徑，是對正統實驗心理學的糾偏與補充。92 然而，如果濫用格式塔理論，處處求助于這盞魔法燈， 則會妨礙實驗心理學對現象及其條件的完整分析。周先庚反省說，成都app軟件開發公司“格式道”理論的妙用，必須在對心理現象及其條件進行完整分析之后。93

周先庚的漢字誦讀實驗，并非簡單套用格式塔心理學，而是從根本上質疑晚清以降的漢字繁難說。漢字革命的理論預設是漢字比拼音文字難學，周先庚認 為這一判斷未經檢驗。讀法研究早已證明我們誦讀文字，并非把一個字拆解為筆畫，或把一個詞拆成單個字母來讀，而是辨認字詞的“全形”或“格式道”。19 世紀以來歐美讀法研究的演進，完全推翻了從字母學起的教學法，讓兒童從由字詞構成的有意義的句子學起。94 漢字本就是整個的、完形的“格式道”，恰好 切合現代實驗心理學發現的認知原理。在未證實漢字的完整性無補于學習效率以前，周先庚呼吁不當廢棄漢字。95

周先庚提倡“多做思想的工夫，少做實驗的妄動”，他是極少數有思想家氣質及理論抱負的心理學者。20世紀初期，心理學陷入“無政府”狀態，學派間的分歧有不可收拾之勢。96 周先庚認為無論如何意見分歧，現代心理學定有內在線索可尋，應找到一個輪廓的架子，把各種學派、各種實驗研究、各種應 用的興趣與社會意義包括在內。97 他用拍攝電影“比擬”(analogy)心理學派 的分歧98 ，心理學各派領袖像是風格迥異的電影導演，面對同一故事腳本，有 完全不同的情節編排與取景方式。99 周先 庚設想以他熟悉的斯坦福大學校園為取景 地，跟蹤拍攝一位女生在庭院內等候男生 同去圖書館的故事。不同的心理學派從各自的理論預設出發，會在不同地點設置機 位，從特定的角度攝取這個故事的某一片 段。基于各家視點的幕景，可湊合成一個 連續、完整的故事。周先庚認為心理學家應超越派系之爭，站在更高的視點上，把整個故事和盤托出。100

用拍攝電影比擬心理學的不同派別與觀點

陷入派系紛爭的現代心理學，太看重自家喬木，而失去了對心理學整片森把林的了解。為躲避“無政府主義”的陷阱，周先庚倡導心理學的格式道主義(a Gestaltism of Psychologies)。仍以拍電影作類比，所謂心理學的格式道，即把編劇、導演、演員、攝影師、剪輯師、制片人及一般觀眾合為整體，因生活是整個的，心理學與心理學家共同構成一個格式道的格式道(a Gestalt of Gestalten, a super-Gestalt)。101 只有站在能俯瞰學科全景的位置上，才能把整個心理學的范圍 “格式道化”。102

從漢字的格式道，到心理學的格式道，周先庚的理論傾向及方法論立場，透露出心理學家的心理。因處于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的聚光燈外，心理學家與漢字問題的密切關聯尚未得到充分重視，相關研究成果僅在學科史的脈絡中被提及。103 除了學科史的意義，心理實驗室中的漢字問題，若置于東西方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中，與漢字革命軍、國語運動家的方案互為參照，或有更深的思想史內涵。在漢字問題上，革命者須旗幟鮮明、斬釘截鐵，運動家擅長合縱連橫、借力打力，而科學家的態度，唯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受“技術嚴格主義”的制約，在密集的數據、公式、圖表背后，留美學生對漢字問題的持續，不單是迎合國際學術潮流，博取學位而已，還有與國內思想界、教育界對話的意圖。就漢字問題而言，既要心理學家的技術，更需探究心理學家的心理。

心理實驗室中的漢字問題，不是作為學科史的子話題，而是作為一個被遮蔽的思想史命題提出的。需要追問，漢字問題為何會成為中國現代心理學史上的核心問題之一，為何心理學家對漢字問題的深入研究未能進入公眾視野，進而改變漢字改革的進程?

從外部環境看，1930年代以后圍繞漢字問題的主義之爭愈加激烈，逐漸逸出學術討論的范圍，被視為政治問題。就連王力這樣的語言學家也認為，漢字改革 必須有整個政治思潮作后盾，才有成功的希望;若停留在學術研究領域，永遠是不痛不癢的，討論不出一個成都網站建設方案 104。新中國成立以后，文字改革的成就，簡化字的推行，也證明唯有借助執政黨的強力，并與教育出版體制結合，才能在短時期內扭轉一代人的讀寫習慣。

從內因上說，成都app軟件開發公司心理學家在實驗中努力剝離受試者的文化背景差異對實驗結果的干擾，所以他們會改良儀器，設計不同形式的誦讀材料，做各種組別的對照。但一旦他們試圖對實驗數據、實驗結果進行分析闡釋，文化傳統和閱讀習慣就又像幽靈一樣，重新回到他們的論述當中，并在某種意義上阻止他們做出某種斷然的、清晰的結論。心理實驗的理論預設是盡可能逼近抽象、普遍的認知主體，而實驗的設計者與參與者都是被特定歷史文化傳統形塑的、具體的認知主體。對于心理實驗室中的漢字問題而言，科學與慣習之間的張力是理解其思想史意義的一條線索。

本文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5期

轉載自公眾號“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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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末的漢字繁難說，成都app軟件開發公司參見程巍《語言等級與清末民初的“漢字革命”》，“四、清末的倉頡們”，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

2 語出盧戇章《新字初階》序。《新字初階》為《一目了然初階》節本，1893年出版。

3 盧戇章:《中國成都小程序開發公司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第2頁。

4 田廷俊:《數目代字訣》自敘，轉引自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上海人 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6頁。

5 關于清代識字問題的系統研究，參見Evelyn S. Rawski(羅友枝)，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統計識字率需區分不 同層次的識字能力，不同的社會事務提出不同層次的識字要求，對應于復數的而非單 一的識字能力(literacies)。參見劉永華《清代民眾識字問題的再認識》，《中國社會 科學評價》2017年第2期。

6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幼學》，《時務報》1897年第16期。

7 參見程巍《語言等級與清末民初的“漢字革命”》，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 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376~377頁。

8 1898年林輅存呈請都察院代奏切音字，轉引自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 第65頁。

9 章絳(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國粹學報》1908年第41期。

10 錢玄同:《漢字革命》，《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1922年第1卷第7期。

11 傅斯年:《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新潮》第1卷第3號，1919年3月1日。

12 魯迅:《二十四孝圖》，《莽原》第1卷第10期，1926年5月25日。

13 參見王風《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之關系》，《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中國近代文學 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4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15 參見胡延峰《留學生與中國心理學》，第二章“留學出身心理學者群體的形成”，南 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6 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受“專業主義”文化(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影響，形成與士 大夫的業余精神(amateurism)完全不同的專業意識，自此走上技術性路線(technical approach)。參見葉維麗《為中國尋找現代之路:中國留學生在美國(1900— 1927)》，周子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5~67頁。

17 實驗報告講究精確，數據 成都建站公司 好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不準用“你”“我”“他”，必 須用“實驗者”“被試者”“觀察者”，才合乎科學精神。但真正成熟的心理學家都 承認觀察有誤差，承認實驗過程中的干擾因素，承認實驗結果的不確定性。因而真理 只可以逼近，不能抵達。再完美的實驗報告，也只能說是“差不多的真理”。參見沈 有乾《差不多的真理》，《宇宙風》1936年第30期。

18 參見袁一丹《創造一種新的可讀性:文學革命前后的句讀論及其實踐》，“三、眼的 文學革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6期。

19 26 章益:《成都營銷網站建設，二十五年來之心理學》，《國立勞動大學月刊》1929年創刊號。

20 “實驗心理學”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是就方法而言，凡用實驗方法研究出來的心理學，都叫作“實驗心理學”;狹義則受研究對象與態度的限制，只研究普通、人

類、常態、成年的心理，又叫作“內容心理學”(content psychology)。

21 24 66 76 參見周先庚《心理學與“心理建設”》，《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5年第2卷第2期。

22 參見黃翼《現代心理學派別及其意義》，《思想與時代》1944年第32期。

23 參見郭一岑《籌備“中央心理學研究所”之建議》，《教育雜志》1929年第21卷第3號。

25 林傳鼎:《五十年來美國心理學趨勢》，《輔仁生活》1941年第17期。

27 心理學家將漢字問題轉換為讀法研究的努力，集中體現在《教育研究》(廣州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編輯)1931年2月推出的“讀法專號”。專號重點回顧了歐美讀法研究的發展歷程及中文讀法研究的經過，包括理論概要、研究綜述、書目推介及術語翻譯。

28 陳禮江:《讀法概論》，《教育研究》1931年2月號。

29 60 69 83 周先庚:《為什么直讀快?》，《清華周刊》第31卷第457期，1929年4月20日。

30 杜佐周:《中文讀法研究的總述及其應待解決問題的分析》，《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1月。

31 參見徐錫齡《歐美讀法研究述要》，《教育研究》讀法專號，1931年2月。此篇研究綜 述根據William S. Gray, “Summary of Reading Investigations”寫成。

32 參見艾偉《漢字問題》，成都小程序開發公司章成都小程序開發公司節“漢字心理之意義及其研究之目的”，中華書 局1949年版。

33 91 艾偉:《漢字問題》，中華書局1949年版;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

34 蔡樂生:《為“漢字的心理研究”答周先庚先生》，《測驗》1935年第2卷第2期。

35 胡適:《卷頭言》，《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1922年第1卷第7期。

36 38 沈有乾:《漢字的將來》，《教育雜志》第27卷第5號，1937年5月。

37 對拼音文字優越論的批判，參見雅克德里達《論文字學》，汪堂家譯，上海譯文出 版社1999年版。

39 1918年陳望道寫信批評《新青年》同人缺乏“誠懇的精神”，“譬如文字當橫行， 這已有實驗心理學明明白白的詔告我們，諸子卻仍縱書中文，使與橫書西文錯開” (《橫行與標點》，《新青年》第6卷第1號通信欄，1919年1月)。陳望道此信作于 東京，他當時所了解的實驗心理學，應是松本亦太郎、松尾長造的相關研究。松本亦 太郎(1865—1943)是日本找成都服務器托管近代心理學的開創者之一，曾留學于美國耶魯大學、德國 萊比錫大學，1913年任東京帝國大學心理學教授。松本亦太郎、楢崎淺太郎合著《教 育心理學》(東京:日本找成都服務器托管學術普及會，1915年)第五篇“精神作業”已論及讀書時的 眼球運動、讀書之心理、成人讀書與兒童讀書之差異。松尾長造著《讀書心理研究》 (松本亦太郎編，東京:心理學研究會出版部，1919年)第十章“關于讀書遲速及讀 書時間增減的諸問題”，進而用心理實驗比較橫讀與縱讀之優劣。

40 張耀翔,“Effect of Chinese Vertical vs. Horizontal Writings on Speed of Reading, ” N.Y. :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1918。

41 P. S. Kao

本文標題：psycho是什么意思(斯根兒英文)
轉載來源：http://vcdvsql.cn/article24/sgoj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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